金融危機現在看起來確實很像是連鎖經營，2008年從美國發源，2010年橫掃歐洲，2015年再到新興市場任意肆虐，未來可能甚至會全面摧毀整個全球貨幣體系。從宏觀部門的資産負債表視角來觀察，美國的次債危機源於過高的居民方面的杠杆和債務；歐債危機則源於過高的中央政府公共部門的杠杆以及債務；新興市場危機則源於貨幣錯配導致過高的對外部門的杠杆和債務；而最終的貨幣體系危機則可能源於理論上杠杆可以無限高的貨幣部門，即信用貨幣體系下的中央銀行資産負債表的無底綫擴張。最終的貨幣體系危機意味著匯率的巨幅震蕩、貨幣區解體、資産價格的劇烈波動和惡性通貨膨脹。這次的不同在於，我們不僅有通貨膨脹還有了名義負利率，這似乎讓市場和貨幣决策者覺得可以掉以輕心，而這源起於上一輪全球化3.0的內在結構。那一輪全球化，或者準確地說，美式和美元主導的全球化的重要特徵就是，包括中國的勞動力、沙特和俄羅斯的石油、澳大利亞和巴西的鐵礦石，都被整合到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産業鏈和價值鏈中。所以全球的核心通脹被以中國爲代表的全球製造業的産能過剩全面壓制。其實上一輪全球化的繁榮就是發達經濟體居民和政府加杠杆全力擴張需求的過程，也是新興市場獲得外來資本，增加産能完成原始積累和經濟追趕的過程，幷伴隨著以美元爲核心動力的多重投放，帶來全球貨幣部門流動性的洪水泛濫。這個過程一度十分甜蜜，危機連鎖店改變了這一切，現在一旦全球進行再平衡和結構調整，就必然體現在全球化倒退和去杠杆過程的風險釋放，以及以鄰爲壑的民粹崛起上。1998～2008的全球化3.0高潮、黃金時代的超凡增長確實是真實的，但也許是一次性的。毫無疑問，中國在全球化3.0進程中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作爲一個追趕的、轉型的超大型經濟體，同時中國也有著三大困惑——在貿易方面，中國買什麽什麽就貴，而賣什麽什麽就變得便宜；在匯率方面，人民幣一度對外升值（2015年811匯改之前），而同時對內持續貶值；最後在投資方面，中國想買的往往買不到，而很多買到的資産都在賠錢。這正是全球化3.0的特殊貿易、投資、金融和貨幣治理結構使然。全球化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9月的G20杭州峰會至關重要，中國意在力挽全球化逆轉之狂瀾，給處於十字路口的全球經濟指點方向。有趣的是，G8列强百多年前憑藉堅船利炮，逼“天朝大國”五口通商、改革開放；而當下却是中國再度高舉全球化大旗，口口聲聲自由貿易與投資，推動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和包容式增長。真可謂滄海桑田攻守易勢。由於在西湖畔信誓旦旦的各國大統領中，或有不少人將很快會紛紛離開權力中心，所以這份稱爲“杭州共識”的誓言，不論是在短期的全球宏觀政策協調，還是中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及世界治理結構的改革，或是更爲長遠的創新驅動和可持續發展推進方面，其可靠性都有待考驗。中國的擔當肯定有著自身的義利觀和現實主義態度，而這些努力需要在G20平臺上得到各主要經濟體的認可。當下唯有中國貢獻和大國認可的杭州共識及西湖框架，才能再度驅動新一輪的全球化和未來增長之浪潮。（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家嘴沙龍理事會秘書長）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版权，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转载请注明来源：东方财经杂志（ID：dfcj-bj）